和CPI一起，PM2.5被收录入2012年7月刚刚上市的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这一大气领域的专业名词在2011年的秋季迅速为公众所知，裹挟着公众对空气质量的愤懑情绪，那时也正是时任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的微博“巴松狼王”粉丝飙升的时刻。
过去几年里，首都北京频遭空气质量风波，而作为官方发言人的杜少中，总在风口浪尖。北京奥运前后，他直面摄像机和话筒，共接受了1400多人次的采访，参加了100多场新闻发布会。2011年至今，还是因为PM2.5，他又经历虚拟世界里的“奥运危机”，面对微博里动则上千人的质问、谩骂，他甚至发出“敢问路在何方”的感慨。
虽然“领导喜欢听不惹事儿的话，公众喜欢邪乎的话，媒体喜欢有冲突的话，没人喜欢实话”，但他说自己坚持说实话，也从不删微博，尽管这样的实话也总是伴随争议。
2012年2月，他卸任副局长和新闻发言人职务，转任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长，“挺过来了”。日前，杜少中接受环球网记者的采访，实话实说本色不改。他直言“专盯PM2.5是瞎耽误功夫”。“现在我们的主要矛盾是把PM10解决，在经济发达地区开始关注PM2.5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说全都盯着2.5，谁都在讨论2.5。”
以下为采访实录。
十几年来北京环境质量和自己比还是有进步的
问：您在北京市环保局工作了12年，之后到北京市环境交易所工作，现在又在环保组织工作。这么多年，无论是哪种身份都做着与环保有关的工作，您觉得北京的空气质量有哪些变化?
杜少中：在环保局工作前我在首钢工作，大家调侃我的经历说是先污染后治理，然后用市场的手段解决环境的问题。最后还是用社会组织的身份来参与环保。
环境问题始终存在，只不过说我们的兴奋点，我们的身份，影响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北京的环境，具体到空气质量，可以说环境质量和自己比有进步;和应该达到的标准，和好的城市差距很大;仍需努力。
北京开始大规模的治理大气污染是从1998年开始。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市政府和当时国家环保总局上报的方案，决定采取紧急措施治理大气污染。国务院支持了60个亿专门治理大气污染，空气质量合格率从27.4%提高到了2002年的55%。
2003年到2008年奥运会又是大规模的治理，这一阶段空气质量达标的天数又提高到了百分之六十多。
问：“环境质量和自己比还是有进步的”，这个判断是根据什么得出来的?
杜少中：肯定是在改善，但每个阶段不一样，从1998年到2002年，这种改善是恢复性的，1998年开始，北京治理煤炉，取消了4.4万台柴炉大灶，治理了1.6万台燃煤锅炉，1998年134天的采暖季，二氧化硫超标天数106天，2008年只有9天。
奥运会期间我们承诺基本达标，奥运会期间实际上我们天天都达标，所以这是超额完成任务。
我们说用今天的标准衡量每一天，那也做不到，别说我们做不到，即使发达国家也做不到，因为大气污染既包括人为因素，也包括自然因素，当然自然因素影响的天数比较少，人为因素影响的天数比较多。
虽然没有任何权威的资料支撑，但我认为2008年后进步很小，基本上在一个台阶上，年日均浓度110微克每立方米和120微克每立方米差不多，在某些时段还出现了突出的问题，比如说大家说的雾霾这种现象。
每年一到季节变化的时候，由于气象条件不利，所以显现的特别明显。但实际上即便用肉眼看到的蓝天，也不是说排放就少，只是说气象条件好，显不出来。
北京空气按年算从未达过标还需努力
问：有段时间环保局每月都会在媒体上发布当月有多少天蓝天的数据。
杜少中：实际上真正比较科学的考核是一年当中空气污染物的浓度和年日均浓度，考核这个指标才是比较科学的。就是说这一年不管哪一天如何，这一年按日均浓度算是多少，这个比较靠谱，数天不是特别靠谱。
遇到空气质量看着不错的天儿，大家讨论空气质量时情绪就不高，但明天一不好就说不行了，受不了了。比如说今天空气污染物浓度是80微克每立方米，明天是110微克每立方米，加起来一除是95微克每立方米，比如换个数，一个90，一个130，一除是110，感觉上没有多大差别，严格说数天只是比较通俗，比较好记，比较明白。其实我也赞成数，可是不能跟这个天较劲，应该跟年日均浓度较劲。
1998年年日均浓度是188微克每立方米，现在大概是110微克每立方米，减了就是减了。但是这种情况如果分到天上看，还是有好几十天不达标。所以还需要努力。
我曾在微博上发过一条：北京空气质量按年算从未达过标，就像病人高烧，只管看表换表不管退烧;看见小偷只喊包丢了不管抓贼。更有趣的是：小偷也跟着喊，比别人喊得还起劲，警察、小偷扭在一起时众人帮着小偷。都咋啦?
这里的“小偷”不是指某一个排污企业。每个人都在排放碳，排放悬浮颗粒，不能喊着“你们应该减排”，而是“我们应该减排”。
问：现在全国范围内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雾霾，它的成因是什么?
杜少中：雾和霾是自然现象，但我们现在热议的这个雾霾不是自然现象，它是人为排放的结果。现在我们非得要说这两个字，那也应该带上引号，因为这个不是原来意义的雾霾。
现在的雾霾成因是污染排放的结果，监测是可以的，但不能跟监测的人较劲儿，再用多大的力量监测，空气质量也改善不了，所以必须得把污染物减下来。
专盯PM2.5的结果就是谁有监测设备谁挣钱
问：5月的一天，您在自己微博中发布了一组雨后满布泥点的汽车的照片，文字是“昨晚一场雨，看看今儿的车。这样的空气质量还用监测数据吗?现在专盯PM2.5是不是瞎耽误工夫?”这段话引发了网友的质疑。为什么说专盯PM2.5是瞎耽误工夫?
杜少中：先说监测，我们现在几乎穷极所有监测手段，就跟这个监测较劲，监测结果一出来，大家就骂，但却不说怎么治理。大颗粒跟小颗粒是包含关系，这个PM值当中有50%—80%是2.5，你知道PM值，同时也就知道了2.5的数。
监测什么污染物，这跟国家地区的发展阶段有关系。
我们污染特别重的时候，重点关注的指标是TSP，即粒径在100微米以下的颗粒物，然后我们开始关注PM10，粒径在10微米下的可吸入颗粒物。国家本来计划在2015年左右出台PM2.5即粒径在2.5微米下的可吸入颗粒物。
现在通过公众的关注提前出了这个标准，结果就是早花钱买了这些设备，等真正需要重点监测PM2.5的时候，这些设备又得换，再花一部分钱，早关注的结果就是这样，就是谁有这设备让谁挣钱，没有别的作用。
现在我们的主要矛盾是把PM10解决，在经济发达地区开始关注PM2.5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说全都盯着2.5，谁都在讨论2.5。
一次我去参加国际论坛，第三世界国家的人特别义愤填膺地跟我说北京的PM2.5，我想问他们你们气愤什么啊。你连饭都吃不上，还监测PM2.5?
空气污染的主要矛盾根本不是PM2.5，它跟发展阶段相联系，什么样的生产方式造成的空气污染来源也不一样，所以不管来源一样不一样，我们全都盯着2.5?
问：2011年后，在民间开始出现各种监测活动，比如达尔问环境研究所发起的“我为祖国测空气”，还有个团体叫达尔问人每天拍蓝天来表示对空气质量的关注。您对这些民间活动有什么看法?
杜少中：据我了解美国从1997年到2007年准备了十年才开始监测然后制定标准，要按照美国的速度，我们从2007年开始监测，要到2017年才完成这个过程。
关注它确实应该有个完善的过程，你不能说我现在拿东西一试，设备、方法、数据都没有到一定量的时候就拿出来公布。监测和公布PM2.5，那得有一个过程，而且这个事儿既然是一个严肃的事儿，也得有国家标准，按照标准公布，而不是谁想怎么公布就怎么公布。
当然这确实有一个态度积极不积极的问题，还是应该积极，但是我到现在仍然认为，现在公布PM2.5的标准，你也不能说早也不能说晚，提前两年公布是不是就好了?有好的一面，让更多的人关注了，但是让更多的人去买设备监测2.5，这个绝对不是好事。
治污染要先治心转变消费方式
问：那您觉得改善北京的空气状况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杜少中：空气质量不是监测出来的，是治理出来的。减排是硬道理，怎么能够把污染物排放减下来呢?根本的措施就是转变发展方式，由过去的高碳、高污染、高排放减成低碳，低污染、低排放。改善空气质量有一系列的措施，但关键是落实。
我认为用什么消费方式非常关键，消费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生产方式，比如说土豪的消费，车也得开好，高档衣服天天换，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很奢侈，空气质量条件肯定不可能改善。朱镕基总理曾说过，我们从环境当中攫取一，应当还给环境三到四，不管你是生产还是消费，反正你从环境当中拿来的好处，还得还给它，我觉得我们既要关注生产方式，也要关注生活方式。
人们要改变观念，我曾发过微博说治污染先要治心，环境坏了首先是心坏了。比如说盖很多饭店，高档饭店，其实一个城市到底需要多少个五星级饭店?甚至超五星级饭店?这个是可以做权衡的，不是说盖得越多越好，现在只要是个题目，就要盖高档的建筑，但这些建筑的利用率非常低，这非常浪费资源、浪费能源、浪费环境资源，造成很多的污染，很多的浪费。
一个高档饭店盖起来后，它的浪费行为并没有停止，它的奢侈行为并没有停止，因为它用了超标准的资源，盖了一栋超标准的建筑，然后又用超标准的资源去维护这个建筑。
严格来说，一个高档建筑如果是没有正常的用途的话，那纯粹就是一个罪恶之源，那就是盖的时候是开始犯罪，使用过程是继续犯罪
